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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设定”以现实的规则和知识为基础

这个“设定”以现实的规则和知识为基础

  “经典性”不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其本身就是文学标准变化的风向仪。每一次文学变革运动都是一次经典重塑的过程,媒介变革自然更具颠覆力量。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仅仅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同时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

  《网络文学经典解读》选取“西游故事”“奇幻”“仙侠“玄幻”“盗墓”“历史穿越”“练级爽文”“现代官场”“清穿”“宅斗”“种田”“都市言情”“耽美”等十数种类型文的代表作品进行解读,通过对类型文叙述模式转型的剖析,把握国民精神变迁的走向,并且将对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和“经典性”的提炼,连通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史脉络中去。

  网络文学对无远弗届的想象力的推崇,使得许多写实性的文类不得不改弦更张。不过,仍有作品以较为鲜明的写实姿态介入这一场域,并获得承认。《侯卫东官场笔记》堪称代表。作为一部在网络和出版市场都甚为火热的网络官场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具有多重属性。它既类似于传统现实主义取向的官场小说,也潜移默化地顺应着网络文学的文类规则和趣味取向,同时也与基本局限于网络空间的、更具幻想虚拟性的官场小说保持距离。也正是多种属性,使其显示了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具有“现实主义欲求”的官场叙事的多重困境。

  2008年首发于起点中文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初名《官路风流》,作者小桥老树。小说以300余万字的规模事无巨细地讲述了主人公侯卫东如何从底层一步步迈向权力中心:自初出大学的嫩头青,考取公务员却下放为乡村干部,历任镇长、县委秘书、市长,最后年纪轻轻便官至省级要员,期间权力斗争和情爱纠纷贯穿整个叙事。小说时间跨度自侯卫东大学毕业的1993年,直到21世纪初,有始有终地勾连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最为重要的是小说精确地刻画着官场潜规则,透彻地讲述官场权力斗争和利益分配的秘密,将官场生态细致入微、真实贴切地呈现出来,被普遍认为“写实、真实、现实”。在这里,现实逻辑被较为彻底地遵循,各种现实主义技术被充分调用以叙述历史和现实,具有强烈的写实性。我们可以称此类作品为“写实性网络官场小说”。

  然而,在网络官场小说中,“写实类”并非最受宠的类型,有些网络官场小说常常嫁接了“重生”或“穿越”类型,将现实视为一款可随意更改参数的游戏,借助于穿越、重生等设定,违背甚至颠覆现实逻辑展开叙述,故可称之为“幻想性网络官场小说”。以起点中文网一度排名第一的《重生之官道》为例,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唐逸由一个研究生重生到1991年,成为年轻时的养父,并代替养父在官场纵横的故事。由于重生的唐逸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使其得以轻易地越过现实逻辑,操纵官场,改变历史,既赢得江山又怀抱美人,最终刚及不惑之年便入主中央,抵达国家权力巅峰。在这里,历史和现实由于“重生”这一设定而被幻象化。

  在进入到网络空间以前,“官场小说”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三驾马车”为代表的“主旋律”官场小说,一条是李佩甫、王跃文、阎真等人创作的“文人化”官场小说。两种“官场叙述”兴起的共同前提是,1980年代改革叙述的终结——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叙述的“蜜月关系”解体了——于是,意识形态需要旗帜鲜明的“主旋律”小说进行维护和修复,而现实主义叙述则试图延续批判现实的立场,但这两种写作都遇到了困境。

  1990年代中期开始风行的“主旋律”官场小说,一开始便是以虚化现实来完成对现实的言说的。而像李佩甫、王跃文、阎真等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则力图“直面现实”,并保持批判立场,但这种批判立场又常常与展示官场黑幕、提供“看点”和“禁点”的隐秘驱动不可分离。可见无论是“主旋律”官场小说还是“写实性”官场小说,在写作口号、写作意图、写作内容和作品接受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错位。但“官场小说”在“主流文学”界的种种“拧巴”在网络文学界被一扫而空。在各大网站,“官场小说”都是作为类型标签直接出现的,其核心爽点正是《笔记》在网络连载时的书名《官路风流》所标明的:“官路”和“风流”,其中,“风流”是“官路”的辅助要素。在这里,对“官场”的透视摘除了价值眼镜,“官场”成为单纯的欲望空间和攻略基地。

  《笔记》对“官场”的书写是正面的、直接的、内在的,作者以“过来人”的口吻娓娓道来,却基本不涉及价值判断和政治理想,有的只是官场知识和升官攻略,力图为“官场”的权力运行机制做出详尽、明了的解释,使“官场”在小说中呈现为一个无所谓价值判断的“客观存在物”。首先,“官场是一个典型金字塔结构,底层人多,越往上走人数越少,”[1]各结构要素在权力空间中稳定地行使功能,保持官场的正常运转。其次,官场作为一个特定权力空间,行走官场需要具备“专业化的学问”,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并不一定适用于官场。再次,“官场有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用以维系官场秩序,保证官场的运转,”(455章)最后,作为一个自动运转的官僚机构,“官场和商场是最讲究现实的势力场。”(730章)因而,官场具有非人格化的特性,它成了中性化的机制,除了权力与利益之外,剩下的只是“人对人是狼”的残酷。

  权力等级、专业化、(潜)规则和非人格化,这就是“官僚制”或者说“科层制”的基本特征。[2]在这样一个科层化的空间中,已经没有“政治化”的理想与价值的容身之处,人们只感到权力关系的微妙,前途生死都可能在细枝末节中一锤定音,因此,“官人”在“官场”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仅如此,《笔记》、《重生之官道》这样的网络官场小说的章节划分都是以官场的等级为依据,而主人公升迁的前提条件,便是充分地认可官场的等级结构,将其视为必然要遵循的客观自然,如果触犯这一等级结构,就会被视为不成熟,不讲政治,最终被残酷淘汰。

  在《笔记》、《重生之官道》与《抉择》、《人间正道》、《国画》、《沧浪之水》之间,是一道由时代的巨变所劈开的断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政党不断从革命党向着执政党转变,整个社会也走向“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之路,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党已经从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政党内部的分歧被纳入了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之中。”[3]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从作为政党政治理想与价值的实现工具,逐渐转变为扮演着中立的、协调不同利益的功能的体制。“去政治化”的公共权力空间蜕化为“官场”。在“官场”中,政治的幽灵时刻徘徊,但是却永远遮遮掩掩或明或暗地落实为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转化为价值中立的“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4]这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现实,也就是“科层化”的政治现实。

  《笔记》还讲述了一个底层青年如何最初一无所有但最终却成长成功,进入权力中心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在网络官场小说中极为普遍,其原因是与网络读者的底层大学生身份和当代大学生谋求公务员职务的热潮密切相关的。大学扩招源源不断地为网络培养主流用户,而1993年正式确立并在2005年进一步规范化的公务员公开招考制度,则为过剩的大学生提供了升迁之路。

  在侯卫东们的官场生涯中,他们时刻处于“上升”和“扩张”的状态,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或者是女人,都是如此。侯卫东和唐逸的官场奋斗生涯都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这并非偶然——此时恰是中国更深地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刻,也是现代化原始积累更为迅速地展开的时刻,还是发展主义笼罩改革时代的时刻,侯卫东和唐逸的奋斗成长历程与中国这一进程恰相吻合。事实上,这种“上升”和“扩张”可以视为时代的象征,这一点《笔记》的作者已然明白宣示:“侯卫东生于七十年代初期,他的成长恰好伴随了社会的巨变,他具备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欲望和进取。”[5]侯卫东的欲望和进取,非常接近于西方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承载者,竟然是侯卫东这样的政府官员,而非西方所谓的资产阶级。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的某种特殊性。

  很多年轻的豆瓣网友对这种进取、上升和扩张心领神会,他们指出《笔记》其实也是一部成长小说。有网友甚至说:“这本小说,带给我的感受,不亚于当年的《平凡的世界》”。[6]的确,侯卫东白手起家以至成长成功的奋斗史,颇得同样一无所有却屡遭失败的年轻大学生和底层公务员的青睐,正如他们热爱《平凡的世界》一般。《平凡的世界》也正是侯卫东刚起步奋斗时的空余读物。然而,同样是讲述主人公成长的故事,《平凡的世界》关注的是人物内心的成长,重在过程而非结果。

  反观《笔记》,侯卫东的心路历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再是重点,侯卫东的故事,也难以算是丰富细腻的成长故事。直接地说,侯卫东的成长故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成长内涵。因为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始,侯卫东的人物形象一开始就很固定。侯卫东的成长之路,是一条熟稔而顺畅的成功之路,是从成功走向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大道,变的是权力、女人和财富的级别,不变的是欲望和权谋之心。人物的成长缺乏内在性来证明,反而以外在的官场的不同阶段来标志和定义。

  令人更觉有意味的是,与《笔记》同时期红遍网络其它官场小说的人物都大同小异。例如《二号首长》的唐小舟、《重生之官道》的唐逸、总点击率超过1500万的《官居一品》中的沈默,人物特点都大同小异,甚至通过重生穿越的手法,很多小说直接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都化约为精明的算计者,一种圆滑世故顺应现实的中年甚至老年形象。然而,这些同质的人物形象却能够收获同样的成功,这或许在于他们顺应了我们时代的成功学意识形态。我们的时代太需要成功,以致一切成长都要由成功来衡量。唯有成功的才是启迪人心的。所以说,《笔记》这样的小说的成功,不在于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而在于讲述一个成功的故事。而唯有精明算计的、圆滑世故的、顺应现实的中年甚至老年形象,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者的形象。

  的确,《笔记》的真正主角不是人物而是知识,传递成功的官场知识是其最重要的目标。或者说,《笔记》这样的网络官场小说的写实目的与现实主义小说完全不同——不是以贯穿性的价值立场作为结构小说的透视点,“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以无数零散的知识本身作为小说的根本诉求。于是,我们会看到,《笔记》中遍布的是各种官场经验之谈,叙事人不断通过官场中的细枝末节,教授读者如何混迹官场、获得升迁的“知识”。正是借着对这些细微言行翻来覆去、津津乐道的解说,官场的权力运转机制、升迁秘诀,才得以被成功提炼,成为攻略。

  《笔记》书写“现实”的目的只是赋予官场经验以可明确认知的形式,将官场秘诀“知识化”。难怪《笔记》被称之为“公务员必读手册”、“官场百科全书”,或者“知识小说”。以突出这些“知识”的教材性和启发性。事实上,这种知识追求,不独见之于《笔记》及其类似的网络官场小说,那些涉及职场、爱情的小说也常常有这种趋势,这些小说都宣称其作为知识的有用性和对于现实的指南作用。例如,前几年在网上受热捧的《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说就是如此。

  对于“知识”来说,如果重要的不是知识所得以生根的价值系统,而只是它的实用性,是它运用到现实的方法,那么这种价值中空的知识便是安全而可靠的,因为知识对现实的质询和诊疗的可能性被取消了。然而,这些“知识”果真有效吗?侯卫东和唐小舟的成功果真是凭借这些知识才飞黄腾达位高权重的吗?深入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常常依赖偶然性来构造情节,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生硬的“大逆转”。比如,在《笔记》中,侯卫东之所以能飞黄腾达,无非是他无意中一起步就赚取了巨大财富,并且偶然地又救了一位当地实权派官员的女儿,如若无此两点,侯卫东的官场起步将甚为艰难。不过,天降巨富和英雄救美这种桥段,实在不能说是由于熟练掌握了官场知识和技术。同样,《二号首长》更是一出场就来一个“大逆转”:穷困潦倒的唐小舟无缘无故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秘书,瞬间飞黄腾达。这种“大逆转”,严重依赖偶然性。

  如果侯卫东和唐小舟的发迹并非主要得益于那些有可能在现实中实践的知识和技术,而是现实中极为微弱的“偶然性”,那么侯卫东和唐小舟的励志性就毫无意义了。甚至,他们的辉煌不过更加投射了社会底层的艰难困境,因为正是日益分化的社会现实和资源集中于政治领域的畸形态势,使得底层缺乏“上升”的硬件条件(例如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因而像侯卫东这种底层大学生,像唐小舟这样的潦倒记者,只能够一厢情愿地相信能够凭借对官场知识和技术的熟练掌握,凭借走狗屎运的偶然性,获得“上升”的可能性。

  看起来,所谓的成功的故事,所谓的使人成功的官场知识,其更为隐秘的动机,也许不是激励和教授读者如何在现实中成功,而仍然是创造、激发、满足读者的欲望。如果说《重生之官道》这样的“幻想性”网络官场小说是通过无视或扭曲现实逻辑以逃避现实的固化,以幻象满足读者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求,那么《笔记》则是依据现实逻辑的可能性进行过度推论,从而构造出写实性的幻象,同样实现了这一目标。或许我们可以说,在网络官场小说中,“写实性”也可以看作某种“设定”,这个“设定”以现实的规则和知识为基础,在想象中构造“现实的”世界,创造“成功的”人物,读者由此能够更为迅速和方便地将自我代入其中,使自身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望得到宣泄和满足。恰恰是在这里,置身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的网络官场小说,重新创造了“写实”的意义,也是在这里,置身于“去政治化”的现实中的网络官场小说,既揭示了传统现实主义官场小说的限度和困境,也展示出对现实的新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正显影了我们时代的深层症候。

  其实,无论是《重生之官道》这样的“幻想性官场小说”,还是《笔记》这样的“写实性官场小说”,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变革,都怀有包纳历史、映射现实的宏大叙事的意图,换言之,都有着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欲求。小桥老树就一直强调自己有“一种记录时代的使命感”[7],将《笔记》视为“一部折射这个时代的小说”[8]。出色的写实性的文学技术、宏大历史叙事的意图和“折射时代”的目标,似乎都暗示了《笔记》可能成为一部在网络空间延续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然而,“去政治化”的政治结构逐渐固化为客观存在物并成为小说的无需反思的叙事前提,成功学意识形态也极力地压抑和扭曲渴望成长的个体的主体性,这一切的后果是促使小说叙事的核心从价值转向知识,从认识世界转向意淫世界,小说最终成为一部“单向度”的笔记,无法实现以文学赋予时代生活以形式的目标。网络官场小说“现实主义欲求”的失败显示了,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现实主义已经不再可能。

  [1]小桥老树:《笔记》第563章;本文对《侯卫东官场笔记》的引用仍参照网络版。下引出自该小说只注明章节数。

  [2]“官僚制”与“科层制”,都是“Bureaucracy”的英译。“科层制”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是一个中性分析范畴,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以贬义性的“官僚制”来作为译名。参见: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民、邱泽奇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中译序言。“科层制”四个特点,参见该书,第6—7页。

  [3]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页。

  [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版,第55页。

  [6]豆瓣评论帖:《从官路风流到侯卫东官场笔记》:。

  [7]小桥老树:《后记:写给读者朋友的几句话》,见《侯卫东官场笔记(8)》,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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